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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洪: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思想及其意义

日期: 2022-07-28 撰稿人:刘志洪

[摘要]资本掌控了支配现代资本世界的强大力量,在现实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型塑整个现代权力架构。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权力的矛盾、运作、性质和特点。在其生命周期内,这种权力始终处于资本-(劳动)-世界的基本矛盾、私人权力与社会力量的主要矛盾以及无限扩张与自我扬弃的根本矛盾中,呈现出显著的独立性、统治性、反人性、自生性、世俗性和历史性。相对于其它权力形态,资本的统治更为水平、抽象、隐蔽、灵活、深入和牢固。虽然长期没有得到应有关注,但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思想提出了诸多开拓性见解,大幅丰富和深化了关于资本权力乃至资本和权力的理论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权力;统治;现代

资本的权力化业已成为现实的突出现象与学界的流行话语。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并且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权力。不同权力形态之间总是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从而在特定时间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深刻地型构社会的面貌与历史的变迁。特别是当中的主导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规约社会历史的总体水准与运行方向。资本在现代资本世界权力架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此权力架构的总体面貌与变化方向,规约着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资本及其权力支配下,现代人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又陷入诸多深层悖论之中,无法实现根本的发展和真正的自由。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掌控的这种最高权力及其历史效应,阐发了扬弃资本权力、通达美好未来的道路。然而,目前为止,它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甚至尚未完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现实和理论共同呼唤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的“出场”与“在场”,使资本权力这一当代资本世界的权力主宰得以进一步澄明。

一、资本权力的矛盾

黑格尔强调,矛盾是“一切自己运动的根本,而自己运动不过就是矛盾的表现。外在的感性运动本身是矛盾的直接实有”。矛盾规约事物的面貌与运动。马克思深刻地解剖了资本权力的矛盾。在资本权力内部和周遭充斥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展开与解决的方式,型塑了这种权力的总体规定与行进路径。虽然所有权力形态都具有矛盾或必然遭遇矛盾,但资本权力的矛盾性最为深刻和突出。对于资本的矛盾,马克思决不否认和回避。相反,他总是首先确认这些矛盾的存在,进而着力充分地揭示这些矛盾。而对于资本权力的矛盾,马克思也持同样的态度。在他看来,内在的系统矛盾蕴含着资本权力自我扬弃的强大力量与必然性。

资本的矛盾性内在地锻造了资本权力的矛盾性。作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资本的权力也和它的“母体”——资本一样,蕴含着数量众多的矛盾。例如,资本与现代世界的矛盾(这是资本权力矛盾的基本对立面)、资本与人及其劳动的矛盾(死劳动与活劳动的矛盾、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资本权力与资本权力的矛盾(资本权力间的矛盾、资本家与资本家的矛盾)、资本权力与其他权力的矛盾(资本家与权力所有者或试图获取权力的人的矛盾)、资本权力形成期的矛盾、资本权力运行中的矛盾、资本权力之效应的矛盾,等等。在此,我们着重分析资本权力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与根本矛盾。

(一)基本矛盾:资本-(劳动)-世界

作为支配世界的力量,在资本权力身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与世界的矛盾。资本与现代世界,构成了资本权力矛盾的两个对立面。马克思总是在这两个对立面的辩证关系中,考察资本的权力及其运动。资本与现代世界既存在本质的同一性、一致性,又存在根本的差异、对立乃至冲突。资本创生、规约了现代世界,这个世界在总体上不过是资本规定性的展开与实现。现代世界既借资本之力对前现代世界加以扬弃,取得显著的进步,又受到资本深层的宰制与利用,只能停留在资本所允许的范围内,而无法越出雷池。当然,资本对现代世界的支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方才实现。不仅如此,即使在资本的总体支配之下,现代世界中也总是有某些同资本相差别、相抗衡的力量存在,甚至还涌动着最终扬弃资本的力量——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在资本与现代世界两极之间,有一个最为关键的中介:劳动。劳动既对象化为资本,强化资本的力量,又在资本的统治下,改造和型塑现代世界。凭借对劳动的掌控和吸纳,资本统治了整个现代世界。反过来看,现代世界也非对象化于劳动,并通过劳动不断发展着最终推翻统治的生产力。但是,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在劳动与世界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权力的基本矛盾可以标示为:资本—劳动—世界。

资本既须以劳动为前提,又须让劳动成为自己的“果实”。一方面,资本需要促成劳动的发展,因为它的增殖以劳动的发展为条件。“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但另一方面,资本也需要限制劳动的发展,将劳动束缚在适合资本发展的范围内。由于“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从而,资本也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这就是说,资本为了阻止人类劳动的能力及其果实超越自己,必须限制这种劳动能力相对于它的“过度”发展。“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当然,劳动既依附于资本,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的逻辑;又反抗着资本,并酝酿着推翻资本统治的生产力基础与客观力量。

在劳动与世界之间,同样存在着深刻矛盾。从古至今,劳动与世界一直都存在着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劳动不断改变着现实世界,而世界也总是反作用于劳动,影响乃至塑造劳动。进入现代,劳动与世界的矛盾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也更为凸显了。劳动的异化与世界的危机,都既是劳动和世界间矛盾的表现,也是其矛盾的构成内容。受资本逐利的驱使,劳动在客观的意义上对自然、社会乃至人造成了某些不利的影响。而受资本型塑的世界,源于资本的利益诉求,反作用于劳动,也使劳动发生某些可怕的异化,在根本上阻碍劳动主体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在构成矛盾链条的资本、劳动和世界三者之中,资本是主宰的统治者和主动的施动者,而世界和劳动则是受宰制的对象和受利用的手段,尽管也反作用于资本。或者也可以说,资本以自己为中介,将劳动和世界捆绑起来,让它们共同为自己“卖命”。当然,这个中介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扬弃了两极、表现为主体的中介。不过,在劳动和世界之中,也孕育和发展着最终消灭资本的强大力量。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劳动又区分为死劳动与活劳动。资本通过吸吮和支配活劳动,使之成为死劳动进而转变为资本自身,强化自己统治世界的力量。

(二)主要矛盾:私人权力与社会力量

在资本的权力中,隐含着资本作为私人权力和作为社会(公共)力量的主要矛盾。资本既是私人权力,同时又孕育着社会力量,这两个向度构成了一对真实的矛盾。马克思深刻地描述道,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本身的权力增加。社会生产条件人格化为资本家而同它们的真正创造者相对立,……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然而是异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控制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触目惊心,并预示着这种关系的消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的、从而是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

明显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力量或权力具有两重性。换言之,资本具有两种不同的力量或权力。一种是“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即私人权力;另一种是“普遍社会力量”,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权力。私人权力在本质上是自私的,是为私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亦即私独性的。而作为“社会力量”的资本权力,具有公共性的萌芽。诚如奈格里所言,“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这种权力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异化的,同社会相对立(正由于资本的社会力量是异化的,因此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权力),但内在地存有转变为真正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力量的可能性。

结果,这两种异质的力量或权力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而且,它在资本积累推进过程中会变得愈加尖锐。不过,在这一矛盾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和转化的因素,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被一种社会的、公共的生产方式亦即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资本具有的私人权力将愈益消失,日渐转化为普遍的社会的公共性力量,即真正的社会性力量。换言之,随着资本的自我扬弃和社会性质的改变,这种社会权力能够真正改变它的根本性质和总体效应。可见,矛盾性蕴含着资本权力自我扬弃为一种代表未来的社会性存在——真正的公共力量或公共权力的可能性。

(三)根本矛盾:无限扩张与自我扬弃

资本的权力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资本既必须无限地扩张权力,但权力的扩张最终又必然反而消灭资本及其权力自身。资本总是要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权力。因为,按照资本的本性与逻辑——不断的自行增殖,它必须持之以恒地尽可能加强对世界的支配,亦即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方能维持存在与发展。然而,不断膨胀的权力又必然发生自我扬弃,成为社会的普遍力量。换言之,资本将失去这种为它带来生命与荣光的权力。

梅扎罗斯也指出,资本将自己的力量扩张到极限以实现自身,因而绝对地使一切服从于它自身的严格控制机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它成功时……垄断资本被迫对从结构上来说不可能控制的区域也采取直接控制。因此,超出一定程度后,它(直接)控制越多,(有效)控制就会越少,甚至会削弱并最终破坏‘矫正措施’的机制”。不仅如此,当这种权力扩大到一定程度,它会反过来吞噬资本、扬弃资本、消灭资本,改变资本的社会性质。一句话,资本权力的膨胀与爆裂都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资本只有不断扩张权力,才会走向自我灭亡。也就是说,资本只有具备充分扩张权力的空间与过程,才能通往自我扬弃。资本及其权力只能通过内在的自我扬弃予以超越,而无法通过外在的方式加以消灭。

或许,可以借用马克思的方式说,当资本的权力扩张到其界限的时候必然灭亡,但还没到这个界限的时候,它是决不会灭亡的。资本权力的这一根本矛盾,和资本的根本矛盾——不断自行增殖而导致自我消亡相一致。资本自行增殖的过程,也就是其权力不断扩张的过程。这个合二为一的过程,最终必然令资本走向自己的另一面。当然,随着现实的变迁,资本也能够被迫地意识到并试图克服和掩盖这一可怕的矛盾。因此,它既总是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但又不能无限制地进行这种扩张,而将权力的扩张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适合其存在与运行的程度之内。资本想尽一切办法,包括通过经济危机这种“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

二、资本权力的性质

对作为事物重要规定的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澄清和敞开事物。资本的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展露出若干显著性质,它们表明了这种统治现代世界的权力的基本面貌。在这些性质中,独立性、统治性、反人性、自生性、世俗性和历史性最为重要和显著,最深刻地表现了资本权力的存在状态。

(一)显著的独立性

资本的权力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或总体。较之其它权力,它具有更高的系统性或总体性,甚至可以说具有自成系统性或自成总体性。国家的权力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中,地产的权力主要在经济领域内,精神的权力则主要在文化领域里。与此不同,资本的权力虽发轫于经济领域,但决不只是一种经济的权力,而是社会的总体性权力,并构成现代社会全部权力的基础。至少,资本权力的作用范围要远大于国家权力、地产权力和精神权力。从支配的对象看,资本不仅掌控经济领域,而且操纵政治、文化和自然,支配整个现代世界。“资本权力在各种关系中运作,且构成总体的力量关系,深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在支配的方式上,资本将现代社会的一切存在与联系都纳入自身之中加以运作,建构了一个强大而坚固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难以从外部攻破,而只能在内部摧毁,即由资本促成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资本的自我扬弃。

直至现在,仍有不少学者将资本,包括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认定为“经济权力”。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一度把资本说成经济权力:“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但他后来改变了这一说法,坚定地认为资本是一种包含经济权力在内的支配社会的总体权力,或者说总体性的社会权力。“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并且“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可以认为,资本支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它既是经济权力,也是政治权力,还是文化权力和生态权力。资本的权力不仅掌控宏观领域,而且渗透进微观领域。简言之,总体性让资本具有更强的支配性力量,或者说令资本权力更为强大。

资本的权力不但是一个总体,而且是自成总体的,亦即独立的。这种独立性构成资本权力的重要属性。在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中,有些权力在形成和壮大之后,逐渐变得不再受人掌控,而成为独立的、脱离人的存在。资本的权力是这样的代表。虽然资本也一定程度地解放和激发了人的独立性,但它将人的独立性纳入自身之中,变成自己的独立性。资本的独立性也蕴含了其权力的独立性。资本的权力拥有完整、有机的运作体系,以独立的姿态运行并施加影响。因而,马克思形容资本权力,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独立”或“独立化”。譬如,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一般社会形式上的物化劳动,……作为独立的权力与活的劳动力相对立”,“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等等。物化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指的都是资本。这种总体性与独立性,使资本权力成为一个独立的总体,拥有自己的意识、意志与行动,仿佛具有生命一般。用马克思的语言描述,资本的权力如同有生命的人一样能够站起两条后腿走路。

(二)隐蔽的统治性

资本的权力不仅拥有独立性,而且具有统治性。支配是权力的题中之义,更是资本权力的核心属性。如果没有统治性,资本权力就不成其为权力。强大的权力在独立之后,很可能反过来支配乃至统治孕育出它的世界。资本的权力正是如此,它统治着现代全部的人与世界。这种统治依次展开为对生产、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四个层面的支配,表现为人对物、人对人、物对物以及物对人四种关系的支配。资本以层层递进、逐级深入的方式控制了整个现代世界,使整个世界都处于它的权力的严密监控之下。

资本权力的支配性与统治性,不仅表现在统治人与世界上,而且表现为对其它重要权力形态的支配。作为现代权力架构中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资本的权力对现代社会其它权力具有明显的决定性,深刻地规约着国家权力、地产权力和精神权力等权力的性质、效应与地位。资本权力具有相对于其它重要权力形态不可辩驳的支配性。可以说,统治性不仅让资本权力实实在在地成为一种权力,而且让它成为主宰世界的最高权力。拥有强大权力的资本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三)深层的反人性

支配并不一定就是负面的,也不一定就是反人的。但资本的权力在根本上是反人的。这种反人性构成资本权力的本质属性。首先,这种权力是非人的。“资本只是作为物的权力同工人对立。不带有人的性质。”说资本权力是非人的,即它是外在于人、不属于人的力量。资本的权力不仅是非人的,而且于人而言,是“异己”的,亦即与人相对立、相敌对。马克思经常将“异己的”和“独立的”联用,来形容这种权力。资本的权力不仅是“异己”的,而且更是“异化”的。马克思多次指出,资本的权力是一种与人相异化的权力。对于人,特别是工人而言,资本是同他们相异化、统治和剥削他们的权力。“从资本的形式方面来看,这些对象条件必须作为异化的、独立的权力……而与劳动相对立”。“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

之所以说资本权力是异化的,原因在于它是自私从而反人的。这种源于人的劳动的权力,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为此,资本把所有的人和物都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与工具。结果,“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镇压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马克思曾在一段时间内只是说资本的权力是独立的、异己的,但在这里,他对资本权力的形容发生了变化,将其描述成反对、敌视和镇压工人的,从而更为明确地强调了资本权力对人的宰制。“工人必然会越来越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但另一方面,和工人一样,资本家也是异化的。资本只是把资本家作为自己的人格化身乃至非人的增殖工具。虽然资本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是人的产物,但它不仅不受人的掌握,而且还反而统治人,甚至还规训、型塑和利用人。可见,资本的权力在根本上是反人的。

(四)惊人的自生性

资本权力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其独立性、统治性与反人性,而且在于它能够不断自我生成、自我强化和自我再生。换言之,资本的这种权力具有自生性。“自生”并不是说资本可以无条件地滋长自己的权力,而是说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只要资本关系仍然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资本就能取得这种权力。“任何形式的权力都具有生产的功能,能够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编织出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天生试图攫取权力乃至最高权力。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起来之后,它具有足够的力量和条件来获取这种权力。从而,资本能够做到自行生成权力。

资本的权力不仅自我生成,而且还自我强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谋求强化自身的权力。因为,正如一旦不能自行增殖资本就会灭亡一样,一旦不能自我强化,资本也会丧失自己的权力。当然,在生命周期内,正如总能实现价值增殖一样,资本也总能在积累过程中实现权力的扩张。这是资本权力源源不断产出的过程。但比起自我强化,更为重要的是,资本的权力还不断地自我再生,不仅再生出原来的自己,而且再生出更大的自己。通过对活劳动特别是剩余劳动的吮吸,资本的权力持续扩大。“资本权力在人们的关系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持续形成和发展”。

(五)突出的世俗性

毫无疑问,资本的权力是世俗的,甚至是一切权力中最为世俗的。虽然在资本权力之前,上帝、教皇和君主的权力在本质上都是世俗性的,但表面而言,上帝的权力和教皇的权力由于其宗教色彩而显得神圣,君主的权力由于是“神授”的,也带有某种神圣性。同它们相比,资本的权力彻头彻尾地是一种“凡物”,完完全全地是世俗性的。马克思指出,相对而言,古代世界显得神圣与崇高,而现代世界则表现得世俗与鄙俗。根据古代的观点,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世界,恰恰相反,生产总是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这正是由资本及其权力造成的。这种现代的权力植根于俗世,目标也定位于俗世。

虽然资本权力有时也会插手“天国”事务,但就连这也是为其世俗性服务的,也是其世俗性的一种展现。资本为了坐稳现世主宰的位置,假惺惺地把人变成上帝,更准确地说,让人以为自己成为了上帝,以为自己掌控着商品、货币、资本乃至一切。但实际上,这个上帝不过是资本制造出的幻象而已。当然,资本的这种纯粹世俗的权力也不完全满足于世俗性,它想方设法给自己披上神圣性的外衣,让自己散发出无尽的“神圣”光芒。与其说上帝死了,不如说资本取代了上帝。资本“全面地接管了神圣的上帝的权力,成为世间的神”。它浑身充满着活力,操控着人的生命存在,统治着整个世界。资本把自己装扮成最有价值、最有力量、最为合理、最为美好的存在,强劲地激起人们对自己的崇拜之心,利用自身的神秘性或幽灵性建构了一种新的拜物教,让自己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但这种拜物教性质不过是资本权力之世俗性的极端体现。正如神并非真正的而是虚幻的一样,资本的这种神圣性也决不是真正的神圣性,而是一种虚伪的神圣性。它不过是从另一个极端颠倒地反映了资本及其权力的世俗性。

(六)必然的历史性

同资本一样,在资本权力的诸种性质之中,没有比历史性和暂时性让马克思强调得更多的了。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指认资本及其生产方式并非自然的,更非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必将被更合理、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代替。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以为资本是永恒的,甚至连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也以“普遍永恒”形容资本。马克思与此截然不同。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他明确将辩证法的本质阐释为否定性、批判性与革命性。马克思的目的在于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与相对性。同一切历史中的事物一样,虽然资本贵为现代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但也无法逃脱辩证法所揭示的现实事物的命运。

资本如此,资本的权力亦如是。这种支配现代世界的权力,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随资本的产生而生成,也将随资本的灭亡而终结。虽然资本权力的统治具有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资本的权力只是人类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只是统治人类某个发展时期,不是也不可能统治人类的所有发展阶段。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资本权力所展现出的强大而可怖的面孔,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权力由盛转衰、自我扬弃从而自我灭亡的另一面。历史性、暂时性清晰表征了资本权力的命运与前途。

三、资本权力的特点

除正面认识事物外,从侧面把握其同相近事物的差异,也有助于准确理解事物。特点不同于性质。一事物的性质和其它事物(包括同属不同种的事物)的性质可以是相同的。与此不同,特点是一事物区别于具有某些共同规定的他事物(如同属不同种的事物)的东西。换言之,特点必定是事物和它事物(尤其同属不同种事物)不一样的东西。马克思曾以生产为例强调,学术研究的关键内容是揭示存在若干共同点的事物之间的“本质的差别”。“指出特征……是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资本的权力呈现出某些鲜明的特点,使之从各式各样的权力形态中显露出来。阿伦特认为,如果组织良好、富有活力,权力的力量就会愈发强大,进而不可阻挡。资本的权力之所以比其它形态的权力更为强大,或者说,资本之所以拥有更强大的统治力量,就是因为它组织良好、富有活力。资本拥有完整甚至可以说成熟、完备的统治体系。

(一)统治更为水平

资本权力的统治更为“水平”。一般而言,国家的权力和宗教的权力等权力形态较为集中,更多地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垂直性”特征。在伏尔泰看来,掌握权力的人都想成为专制者,强烈的支配欲是无法治愈的疾病。在现实中,一当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往往就会滥用这种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的绝对权力极易腐蚀当权者的头脑,从而导致权力的滥用。这种“垂直”的权力架构容易在表面的“祥和”中潜伏和激化矛盾,从而变得不稳定。在不同权力形态之间,虽然同一层次的不同权力之间经常相互竞争与攻讦,但更为突出的情形是高层次权力对低层次权力的支配,或者说低层次权力对高层次权力的服从。在这种权力链条中,低层次权力的拥有者总是盼望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从而,权力的争夺总是显得很是激烈。

相对于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力,资本的权力较为分散,呈现出与“垂直性”不同的“水平性”。罗德里克·马丁考察了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离散的和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中权力关系的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而“资本主义制度中权力关系的结构则不是单一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权力是集中的,而资本主义的权力则是分散的。之所以分散,就在于迅速的革新速度、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对上级的有效选择和比较自由的联合,这些既增加了依赖方式的多样性,又提供了摆脱依赖的手段,从而缩小了权力的等级,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分散的、独特的权力结构。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和权力关系较少地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这种间接强制性、流动性的权力结构,使各种资本具有竞相成长和扩张的空间。虽然资本一般或资本总体掌握着统治性的权力,但在现实中,资本表现为许多彼此漠不关心的具体资本的相互竞争与相互排斥。并且,每一个具体的资本及其人格化身都拥有同它的量相匹配的权力,尽管大资本拥有更多的权力。从而,在这些具体资本的权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这在某种意义上抑制了资本权力的过度集中与滥用,从而呈现出历史的进步意义。

(二)统治更为抽象

资本的统治具有显著的抽象性。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事实上,不仅人,而且社会,还有自然,都处于抽象的统治之中。不论是劳动、交换还是消费,不论是商品、货币还是利益,不论是原则、观念还是关系,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科学技术等等,都由抽象深刻地支配着。这是现代的重要特征。“抽象成为统治”,构成资本统治的方式,并且是一种独特的方式。那么,这种抽象的统治源自哪里?答案是资本。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抽象是资本主义自己的杰作”。交换价值否定和抹杀了人及其活动和产品的一切个性与特性。“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

资本及其统治的抽象性,造成了现代世界与现代性的抽象性。在当前高度现代性阶段,资本权力和统治的抽象性进一步强化。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全球抽象总体”。而主导形态由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换,表明资本本身也进一步抽象化了。“资本脱掉了感性的物质外衣变成赤裸裸的抽象,由此它才可能在全球的上空随意地游走”。一句话,无论是资本、资本世界,还是资本对世界的统治,都变得越来越抽象了。当然,也需要注意,虽然资本权力是以抽象作为统治方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权力及其统治就是“抽象的”、空洞的,相反,它是最为实在的、具体的。

(三)统治更为隐蔽

较之其它权力形态的统治,资本的权力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让人们难以明确而深切地加以察觉。“军队、教会当然还有国家的统治直接通过身体或精神惩罚(这些惩罚甚至包括死亡或同等的精神惩罚)的实施或威慑,获得了塑造行为的权力。”与此不同,“资本行使权力的方式却是隐性……的。资本所有者无权直接使用武力对付拒绝与自己进行交易的人。······强制力本身仍然属于国家而非资本家”。这种权力“一开始就是一种隐性的统治力量,在权力的表层,恰恰表现为一种个体之间的自由与平等状态。”。

资本的权力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这种权力不仅统治十分隐蔽,而且连其存在都显得隐匿。由于这种隐蔽性,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多数人都能一定程度模糊地感觉到资本所拥有的权力,然而,又无法清晰、准确地把捉和感知它。“作为无处不在的‘狡计’,资本隐身为幽灵、为幻象,为不在场的在场,人们甚至可以安然地忘却它的存在,将它悬置为一个‘不在家的上帝’,来谈论尘世的生活,世俗的存在。”资本的权力“神龙见首不见尾”,让“百姓日用而不知”。这种超感觉的性质就是它的隐匿性,或者说神秘性。

资本权力的统治不但更为隐蔽,而且更具有迷惑性与欺骗性。它或者让人以为它并没有进行什么统治,或者使人误以为它是最优甚至唯一可能的统治方式,甚至让人在心灵深处喜欢上它。这是资本统治巨大的迷惑性与欺骗性。马克思引证了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霍吉斯金对于资本的描绘:“资本是一种神秘的词,就像教会或者国家,或者由宰割其他人的人为了掩盖残害别人之手而发明的普通术语中的其他任何词一样”,认为他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神秘性让作为主宰的资本成为一种“神灵”或“偶像”。

这种隐蔽性和神秘性甚至时常让资本研究专家们摸不着头脑。海尔布隆纳质疑道:“在权力制度的悖论中,其主角主要意识到自己是无权力的,这是资本主义最神秘的属性之一。当资本家阶级本身就受市场力量的摆布时,又怎么能将该阶级视为制度中的‘统治’阶级呢?”的确,在深层的意义上,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没有权力。事实上,资产阶级的“无权”恰恰意味着资本的“有权”。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资本权力的重要表现,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表现。

(四)统治更为灵活

马克思指出,灵活性是资本及其生产的突出特点。“资本……具有灵活性,生产方式不断变革,从而,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断变革,与此同时,在国民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方式等等方面也出现很大的灵活性”。资本的这种灵活性集中地表现为其流动性。灵活性是里,流动性为表。鲍曼对现代性的流动性作了精彩的分析。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现代性的这种流动性主要源于资本的流动性。资本的生命中不能没有流动。只有在流动中,资本才能实现价值增殖的核心目的。哈维专门研究了资本的流动性:“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之源,它像血液一样在其中流淌穿行,有时候像涓涓细流,有时候则波涛汹涌,并逐渐蔓延开来,不放过这个世界的每一点空隙和每一个角落。”流动得越快,资本的生命力就越强,增殖就越快。而资本的流动,使整个现代世界都随之流动起来。

资本的这种灵活性和流动性也赋予其权力以灵活性与流动性。梅扎罗斯指出,同前资本的统治体系相比,资本的统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动态机制”。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地产权力等的运作,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时常显露出缓慢、笨拙乃至僵化的色彩。较之于这些权力形态,资本权力总是处于积极活跃的运动状态,更为灵活得多,更能够审时度势和随机应变。它总是及时地掌控关键领域,发现新的重点领域,并迅速地占领新的领域。资本权力的灵活性更重要的体现在于其自我调整。在发展的数百年中,资本主义作出了多次大幅度的自我改变、自我调整乃至自我超越。正是得益于此,资本主义才能维持至今。

哈维认为,1973年以来,资本积累的方式更加灵活了,从福特主义转向了一种新的、灵活的积累体制。这也意味着资本支配的灵活性在增加。这种灵活性与流动性是资本权力能够取得比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地产权力更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虽然资本的原则“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是固定的,但它总是处于持续的运动变化之中。以往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常常低估乃至忽略这一点。当然,随着资本逐步走向消亡,它引领社会变幻的能力也会削弱。

(五)统治更为深入

资本支配了现代人和世界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随着不断的膨胀与扩张,资本愈益明显地支配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愈渐有力地渗透、侵蚀和冲击着社会的肌体,进而愈益深入现代世界的运行机制,愈加深层地渗进乃至侵入当代人类的骨髓。资本的权力无孔不入,深入到整个世界及其各个维度、各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存在物及其各个面相与维度,深入至它们的运动、关系与环境。资本如同幽灵般无处不在,弥漫于现代世界之中。伍德说得不错:“即使市场并不像通常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仅仅是大垄断集团与跨国公司的权力工具,它仍是一种强制力量,能够决定所有的人类价值、行为和关系。没有哪一个旧式专制君主还曾经希望深入到市场支配下的个人生活中去——人们的选择、喜好、关系等等最简单的细枝末节上,不仅在工作场所,而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资本深入到微观甚至极其微观的层次。它让自己的统治“深入人心”,不仅侵入人们的灵魂,而且占据人们的灵魂。在资本特别是其当代主流形态——金融资本的影响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投机主义和炫耀攀比心理等相当盛行。人们的精神与行动被金融资本所改造和同化,顺从于金融资本的秉性与节奏,被市场“预期”牵着鼻子走。2015年和2016年股市和楼市的“暴涨”,都是被这种“预期”支配的。这种“预期”也就是“信心”。认为会涨,就会涨。对涨有信心,就争相买进,结果真的会涨。这就是金融资本的魔力。然而,这种魔法只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有效的。一旦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金融资本不仅法力不再,而且自身还会崩溃。

(六)统治更为牢固

由于上述五个特点,资本权力必然性地呈现出最后一个主要特点:统治更为牢固。更擅于统治,统治更为有力,再加上统治的深刻性、灵活性与隐匿性,这让资本稳稳地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更为稳当而牢固地统治着现代人。这是资本权力在统治结果上所呈现出的特点。表面上看,资本的统治与权力是一种弱支配、弱权力,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强支配、强权力。用葛兰西的术语说,资本的权力是一种“霸权”,亦即一种为被统治者自觉认同和服从的权力。甚至,连对资本的批判也必须遵循资本的原则、通过资本所允许的途径,模仿资本的方式展开,这是资本强大统治力的绝妙表现。很容易看到,大量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也希冀通过强调自己对资本的批判的猛烈和深刻来吸引消费者。正是由于这种牢固性,让资本的权力披上了一层“永恒性”的面纱,也让很多人误以为这种权力及其支配地位是自然的,也是永恒的。当然,牢固性不等于永恒性。正如高山也会由于地质结构的变化而坍塌一样,资本的统治也会由于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而垮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牢固性只会成为过眼云烟。

余论: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思想的意义

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思想丰富而深邃,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而且蕴含了富有智慧的实践启迪;不仅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而且蕴含某些恒久的历史意义。在总体上和根本上,这一思想相对于其他资本权力思想乃至权力思想,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不仅相对于马克思之前和同时代的思想家如此,而且相对于马克思之后的许多思想家也是如此。

在资本权力领域,马克思提出了许多开创性见解,全面而又深刻地解剖了资本的权力。这一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关于资本权力的一次系统性、集大成的研究,具有综合创新的意义。它大幅度地丰富和深化了人类对资本权力的思想认识,对于人类洞察资本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且能够有效弥补其他资本权力思想的不足,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与独特性,是资本理论和权力思想中值得认真对待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和权力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对资本权力及其统治的揭示与批判,为人类分析与批判现代社会特别是其权力架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人类的资本思想和权力学说都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不仅呈现了资本权力的总体规定,澄明了现代社会的权力架构,而且解蔽了现代人与世界受资本宰制的状态,揭示现代性研究的最佳视角,并拓展了权力理论与资本理论。可以肯定,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研究资本的权力,都绕不开马克思及其资本权力思想,都应该自觉地从中汲取理论智慧,正如资本主义批判一样。这一思想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透悉日益凸显的资本权力,提供了富有裨益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指引。

比理论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启迪。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思想,不但对当代人类有普遍性的启示,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尤为重要的启发。随着资本在当代中国的运行与发展,其权力亦日益增长起来并运作开来,愈益显著地影响当代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本质地关涉着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手握权力的资本在发挥出不可忽视的有益作用的同时,亦造成若干显明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某些具有强大权力的私有垄断资本,其严重后果在现实生活中日渐显现,格外需要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的引领与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不能不妥善应对和处理资本权力问题:既允许资本及其权力一定程度的存在,充分发挥和利用其积极意义,发展社会主义;亦有效制约和超越资本,确保对资本权力的控制,守护社会主义的本色;最终促成资本及其权力的自我扬弃,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当代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汲取人类发展经验与教训,全面深化改革,开拓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最优发展模式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太阳集团2018网站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作者简介]刘志洪,太阳集团娱乐网址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100872)。

原文刊印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3月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