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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恩慧 王伯鲁:自然-“技术生态”概念的基本内涵研究

日期: 2022-07-29 撰稿人:孙恩慧 王伯鲁

摘要:技术哲学语境下的“技术生态”概念的形成主要有两个背景:技术建构论自身的缺陷与当代技术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趋势要求技术观作出新转变;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生态学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技术生态是对技术体系内部或外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在共同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联动关系的一种形容与描述方式,其早期形态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组合工具。技术生态的判定标准有两条:至少由两种功能不同的技术构成,且技术之间要具有互补关系;技术之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技术生态的基本结构分为由技术与技术互动构成的内部生态和技术与环境互动构成的外部生态。在一定意义上说,技术生态论是一门“关系”哲学,它强调社会与技术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的依存性、共生性与和谐性,追求发展过程的科学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关键词:技术生态;技术哲学;共生;内生态;外生态

引言

技术生态研究广泛出现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是参照生态系统的结构与演变来描述不同技术之间、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演化过程,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实践性,是适应现代科技、经济与社会集群团簇式生长趋势的理论研究,但理论基础薄弱,其内涵与外延缺乏统一界定,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共同的学术规范及适用边界。本文旨在技术哲学的语境下重建一个一般性的“技术生态”概念,一方面,推动技术生态研究的深化与综合,使其他领域中的相关概念与学说在各有侧重的同时,能够升华到哲学层面,更好地呈现其背后的思维范式与价值理念; 另一方面,将生态学的研究视角与价值取向融入技术哲学领域,以对技术哲学的发展及研究范围的拓展产生积极作用。

一、“技术生态”概念的形成背景

从认识论来看,技术建构论自身的缺陷与当代技术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趋势要求技术哲学作出与时俱进的技术观转向;从方法论来看,生态思维已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为建构哲学层面的技术生态理论奠定了基础。

(一)技术认识论的转变与技术建构论的困境

面对被技术包围的世界,众多学者开始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思考技术的本质。其中,经典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惯于对技术展开“后思式”的审视——在外部体验技术效用之后,抽象出技术存在的前提条件并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异化现象,从而强调道德性问题。在这一研究范式下,复杂多样的技术被抽象地描述为一个缺乏物质性根基的宽泛概念。这种研究传统易于滋生一种倾向,即技术的发展带有自主性,人们难以对其加以控制,从而为技术自主论或技术决定论的形成提供了观念土壤。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独立于社会的自主力量,能够从外部对社会施加影响并引起社会的变迁。显而易见,将技术从社会系统中抽离而出的技术决定论最终将落入本质主义技术观的窠臼。随着研究的深入,20世纪70年代,由社会学家所推进的社会建构论思想在拒斥技术本质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审视技术的内在发展机理问题。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提供了一种情景式的技术理解方式,对技术认识的重点从主客二分的对象性关系转向各个主体间的多元联系,将研究视角从关注技术结果转向关注技术过程,例如休斯(1983)的技术系统论、卡隆(1986)与拉图尔(1987)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由此,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不再如传统技术哲学一样对技术与社会进行分割,而是以系统或“无缝之网”的比喻来描述技术与社会的整体性关系。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代表的相关理论发展到如今,除了作为纯理论研究外,在更多情况下被学者们视为一种工具或方法,应用于不同学科领域来做具体的案例研究。但在理论应用的同时,我们必须对理论本身展开进一步的反思——除了自提出以来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争议外,随着技术发展模式的变革,它已难以准确描述和解释当前经济与技术发展格局:一方面,技术链条的传导机制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立体的。正如斯塔尔(1991)、斯特拉瑟恩(1996)等人所言,ANT理论描绘的是通过“招兵买马式”地转译、动员、征募来单向的、同质化地编织结盟网络,在这样一种单一世界形构的视域下,科技诞生、发展与应用的过程是各个科技行动者在少数“英雄”的主宰与推动下,一步步走向同化的过程。然而,当今的技术合作与供应链条的发展并非是被动的、单向线性的,尤其在全球化趋势加深背景下,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技术交换、金融往来、劳务流动都是多向传导的,各主体之间主动共商共建,最终达成共存共荣、相互依赖的格局。例如一些地区的高新科技行业,其生产制造体系是由多级供应商系统和周边生态体系在较长时间内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供应链条与技术网络是有机性、生长性的,其网络结构和组成单位具备自身的特色与个性,无法像单一性、标准化的小规模传统行业那样在短期之内就可以被复制而成的。另一方面,拉图尔等人实际上是把成为结果的科学视作黑箱悬置起来,反身追溯塑成这一黑箱的行动者与行动过程,做出一种倒推式的描述和解释。在这一意义上,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是持解释性而非预测性的研究视角,缺乏对社会-技术网络的后续演化机理和过程进行详细追踪与预测。在技术建构论难以准确反映并分析现代技术社会的境况下,技术哲学有必要探寻一个更符合当前技术发展实际的认识视角与方法论,对其进行补充和拓展。具体而言,该理论对当代技术现象的考察必须兼顾技术自我发育的内在机制与外部社会环境变动;能够准确反映技术与社会的有机聚集和共生的栖息性;能够预测技术的未来演化方向,突出技术体系的生长性与演进性。

(二)生态学在技术问题上的拓展性应用

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生态学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横断性的思维范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学科领域,并催生了众多新生研究方向。同样,生态学也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生态与技术并不是两个毫无关系的独立体系,事实上,技术存在的本身就表现为一个生态问题——技术的开发、设计、生产等并非单向线性的机械过程,而是一项技术性、管理性与各部门协调统一的复杂体系:从技术系统本身而言,技术的发展存在着发育机制与演进规律;从技术系统的外部环境而言,技术与技术之间、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并存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具有创新经济学和科技政策背景的国外学者提出并论述了“技术生态系统”概念。较早关注技术生态问题并使用了相关概念的学者Michael T.Hannah和John Freeman(1977)在“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一文中指出,单一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生态系统,共生状态是技术发展的常态。在我国,较早明确提出技术生态问题的学者是贾杲和吴彤。贾杲(1992)在《技术生态:技术论研究的新领域》中对技术生态与其他相似概念作了区分,指出了技术生态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与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吴彤(1994)的《技术生态学的若干问题》澄清了技术生态学的内涵,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指出了技术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似性与区别。但国内专家对技术生态的相关阐述仅散见于少数文章或著作的某一章节,未做进一步系统深入探讨。其他有关技术生态的中外研究涵盖了技术创新、技术政策、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各类技术间共生、中立、寄生、偏利、偏害等相互作用模式;技术种群、技术群落和单个技术的概念及层次关系;新技术在原有技术生态中的兼容性问题等。纵观以上观点,在技术社会学、技术哲学语境下对技术生态内在作用机理展开的相关探索较少,研究大多集中于技术创新管理、组织生态学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对“技术生态”概念的使用主要服务于对技术变革的研究,或以“技术生态”的说法来应用于具体的企业、经济圈等案例分析,目的并非是对技术生态本身进行理论探究。因此,总体来看,“技术生态”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缺乏专门性、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建构,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

二、“技术生态”概念的基本内涵

在知识创新、技术变革与社会形态转型深度融合的情境下,人们对科技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从单一追求技术突飞猛进转向了科技、社会、文化、经济协同发展的生态思维取向。因此,近年来“技术生态”概念逐渐从学术与政策层面走向了大众媒体,相关说法层出不穷,例如“智能时代的繁荣生态”“华为智能生态链”等等。总体来看,“技术生态”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应用范围也得到了拓展,然而很明显的是,不同语境对“技术生态”的使用与诠释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偏差性。严格地讲,技术生态研究虽然应用范围广泛,但理论基础薄弱,需要加强其基本内涵的界定。

(一)“技术生态”概念的词义解析

从词义上来看,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表示“住宿”或“栖息地”,词尾“logy”表示“学科”,从词的本意而言,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与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哲学家汉斯·萨克塞曾指出,生态学主要以研究关联性为主,所探讨的是生命体在生态整体中如何行动的问题,因此生态学是立足于整体性与联系性的立场来分析与考察问题。同时,由于生态学所考察的对象是生命体,生命的有机性与活力性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必然使生态整体及其中的种种关联都处于持续变动的状态中,因此,演化问题是生态学中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技术生态论实际上是吸纳了生态学在处理“关系”与“演变”两大问题上的智慧与精髓,从而重新建构一套生态性的观点理念与思维方式,来重新审度技术与技术之间、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共同演进。因此,在“技术生态”概念中,“生态”实际上是对技术体系内部或外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在共同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联动关系的一种形容与描述方式。

与“技术生态”相类似的概念是“技术系统”,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科学的兴起,人们开始用系统科学的话语体系来描述技术,“技术系统”在狭义技术观中主要指社会中各种技术之间相互联系与作用,按一定目的、一定结构方式组成的技术整体,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单个产品或物体。在“技术系统”概念已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背景下,何以提出“技术生态”的新概念?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技术生态”概念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它强调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协调与互利共生,追求整体演进过程中的和谐性与可持续性,而“技术系统”是出于工程性视角对技术体展开分析,不带有这一指向。其次,生态学可以说是系统科学的延伸性、应用性研究,“生态系统”或“生态圈”本身就是以系统的方式来存在的,是系统在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集合体中更具象化的特殊表现形式。以“生态”来描述技术的优势在于生态系统中的“关系性”是富有生命力的,这种有机性与生成性更加贴合技术在社会中的演化规律,尤其对于当今瞬息万变的新兴技术发展态势而言,以“生态”对其加以分析更能反应这一过程中各方关系的交织与演变。而系统科学语境下的“关系性”由于抽象度更高,往往带有静态性、机械性与被动性,在展现技术体系的实际发展过程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然,“技术生态”与“技术体系”并非是对立或取代关系,而是适用于不同研究范围与研究目的,二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二)技术生态的判定标准及早期形态溯源

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被建构起来,同样,技术生态关系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衡量标准。首要的判定标准是技术生态至少由两种功能不同的技术构成,且技术之间要具有互补关系。互补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有些技术是在结构上相互支撑,以喷气式发动机为例,进气道、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和尾喷管形成了主集成,燃料输送系统、压缩机反熄火系统、涡轮叶片冷却系统等等是一系列支持主集成正常运行的次集成,主集成与次集成之间相互配合,传递功能,从而使发动机得以正常运转;有些技术是在功能上相互依赖,包括汽车与公路、智能手机与无线网络等等。按照这一标准,从技术史上来看,技术生态的雏形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中早期的原始打击石器在样式和功能上都十分单一,彼此关系较为松散,并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难以形成技术聚集现象,所以这一时期的技术形态并不能被界定为技术生态。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以来,原始石器开始分化出了各种不同的功能,形态上的变异逐渐显著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智人已经开始学会制造并使用组合工具,这些组成工具可以被视作最简单的微型技术生态,例如在木棒上安装石制矛头安装制作石矛,安装骨质叉头制作长柄鱼叉,用绳索捆绑石球制作流星索等等,到晚期智人即现代人时代,组合工具的制造与使用越发广泛。总体来看,相较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形态有如下转变:第一,从单一到多样。器具技术的种类与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各类技术的结构与功能的差别逐渐增大,涌现出很多新的技术形态。第二,从孤立到组合。人类开始有计划的将不同技术组合起来,在组合而成的新技术中,元素之间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与依赖性,组合结构具有稳定性和协调性。虽然此时的组合技术只是限于在物理层面和经验技能层面做简单结合,但却是不同种类技术建构联系、相互影响的最初产物。第三,从散乱到聚集。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容器技术不仅仅是容纳物体的一种器具,更是一整套向内的、收纳性、秩序性的技术思维,与旧石器时代的打击石器所带有的外向性、攻击性、无序性的技术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标志着人类对技术的塑造开始从散乱无章走向了有序聚集。上述三点变化显示出技术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不同技术开始相互介入彼此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技术聚集现象。由此可见,从技术史来看,技术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特征决定了不同技术之间必然会走向出共生状态。因此,可以判定,技术生态关系最早出现于新石器革命这场剧变当中,并从此持续存在于技术的整个发展过程。

随着技术的持续深入发展,技术种类不断分化,技术生态内的成分也更加多元,技术之间不仅存在着互补关系,还出现了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具有相似功能的技术会形成竞争关系,例如手机操作系统包括安卓、苹果、微软、鸿蒙等多个版本,彼此之间持续处于抗衡与缠斗之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功能不同但需要相同资源供给的技术也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不管是互补关系还是竞争关系,只要其中一个技术成分发生了变动,其他所有技术成分都会作出相应的变动,这种技术间的联动性是技术生态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例如高速列车提速之后,配套供电系统、轨道系统等多项基础设施都要进行加强和改造;在相互竞争的技术中,一种技术进步之后,其他技术则为了防止被取代也会提升性能或作出创新。

技术生态的第二条判定标准是技术之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所谓技术协同效应是指“作为共生体中的技术比作为单独存在的技术能获得更大的效应,共生体的整体效应大于各个共生技术独立组成部分之和,即所谓的“1+1>2”的效果。”这一标准主要是对现代技术生态而言的,适用于那些原本没有直接性的互补关系,但随着技术复杂性、精密度的提高,被组合到一个新整体中的技术体,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技术生态。例如1973年诞生的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仪(CT),是由X光断层扫描仪、微型计算机和显示屏组成。在学科交叉趋势加深的背景下,这是现代技术生态中常见的一种形式,原本规模较小、结构简单的技术生态彼此相融,相互合作,共同创建出一个功能更强大,结构更复杂的新生态。

(三)社会层面的技术生态

以上所提及的技术生态可以总结为器物层面的技术生态,展现的是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及其演变规律。而技术的发展与演变终究是在社会中实现的,具体而言,是通过一定区域内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等一系列主体的互动所实现的,因此,这些因技术而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们可以被视为广义层面或社会层面的技术生态。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各主体之间相互协作,发挥各自在功能与资源上的优势,在技术创新与研发、生产与应用中实现流畅地对接与耦合,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如何使各方力量有机结合,从而促进技术的创新与长足发展,并最终达到生态整体的共生共荣是这一层面的技术生态问题的重要研究内容,由于与社会问题联系紧密,所以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根据规模与结构的不同,技术-社会生态系统可以分为区域和国家两个层面,相关的研究也在这两个层面分别展开:在区域层面,涌现出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以高科技聚集区的先行者硅谷为例,其科技创新模式吸引了大批学者的目光,直接推动了创新生态思想的提出。在《硅谷优势》一书中,作者以生态学的角度来探讨硅谷的难以复制性,指出“如同动植物的自然栖息地,硅谷是高技术创业企业的栖息地,所有高技术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已经在这里随时间得到有机的发展。硅谷栖息地包含了人员、企业与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网络与互动模式。与自然栖息地一样,硅谷具有复杂、动态、相互依存关系的特征。”国内学者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园区也做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众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从创新生态角度展开的研究明显增多,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织编写的《中国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丛书。丛书在建立了一套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指标体系下,对苏州工业园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等案例多有分析。在国家层面,1990年代,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首次提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概念,除美国外,英国、日本等国家也从90年代起开始推动技术创新政策的生态转向,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我国,从学者研究到中央决策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已有20余年,目前尚处于“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交叠与递进阶段。

进入工业时代后,社会层面的技术生态化发展突破了地域性限制,呈现为“一个全球性的工业技术,……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军事的相互依赖关系。”及至当今信息与智能时代,世界各地之间开放性、流通性与联系性持续增强,科技发展呈现出加速化、综合化、集团化、产业化、全球化等一系列新特征,各国之间的利益关联从未像如今这般紧密。在这样的历史规律与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提出并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共同体”所展现出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世界图景是各国无法否认的事实,所倡导的平衡好“差异”与“共同”、“竞争”与“合作”关系也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无可回避的问题。建构“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必须性既是因为它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因为它从根本上符合自然生存法则,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一个生态中的生物种群与群落只有平衡好拮抗竞争与协作共栖的关系才能实现共生共荣,从而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因此,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革时代,技术生态建设面临着更多新要求和新挑战:如何在国际层面推动建设科技发展的良好生态,从而使各国能够以共同利益为底色,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如何应对不良竞争中的制约因素,使自身在不利环境下依然能够在国际舞台中站稳脚跟;如何为原始创新提供一套科学而有效的生态系统支撑,从而打破“卡脖子”的僵局……这些问题都是当代技术生态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对技术创新与发展的生态建设做出新的探索。

三、技术生态的基本结构

由上文可见,技术生态可分为内外两层结构,内生态所展现的是技术的内生机制,外生态所展现的是技术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关系。内外生态紧密相连,前者如同各类生物种群或群落之间的共生关系,后者是生物共生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技术内生态:技术之间的共生与融通

内部生态是指技术体系内部不同族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考察技术存在与发展时,不能孤立地考虑个体技术单元,而是要根据一定标准将技术划分成不同类别,从而作为群体来考虑。技术族系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技术个体的集合,同一族系的技术在结构与功能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在发展进程中具有传承性或延续性。根据不同标准,可以描绘出不同的技术族系,族系中的种属关系具有相对性:当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作为讨论技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分析框架时,可将技术划分为信息、物质、能源、空间和人体五大技术族系,每一族类包含若干支系,随着人类需求的增多以及技术的持续精细化发展,支系技术又开枝散叶出更多的衍生技术。以原理性的知识(或称技术元、技术基质)为分类标准时,又会出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技术族系分类,勒鲁瓦-古兰曾生动地描写道:“人们一旦懂得了轮子的技术原则,也就同时具备了车、瓷轴、滑盘、木轴的技术原则;人们一旦掌握了裁缝技术……同时也会缝制树皮囊、帐篷、帆船;人们一旦知道利用空气压缩技术,那么也就会使用吹管、活塞打火、活塞风箱和注射管等。”不同族系技术的发展并非是分道扬镳的过程,而是相互激发、彼此交织、有机融合,一类技术的发展往往会影响其他技术的发展轨迹,甚至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新技术的诞生,例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自动化技术的诞生;显微镜等仪器的发展推动着生物技术的前进。

除了横向上的相互交织以外,各类技术族系在纵向上也存在密切关系:第一,新老代际技术之间存在着承接关系或竞争关系,一方面,新技术是在旧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有很多旧技术伴随着新技术的飞速发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二,不同种类技术之间又相互嵌合,存在着从上游到下游的“食物链”关系,即下游技术环节的开展必须以上游技术的供应为前提,因此关联技术之间形成了一种逻辑上的先后联系,最终统一为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不同族系的技术就在不断互补与集成、引进与吸收、竞争与淘汰的过程中实现生长与创新,尤其是当今会聚技术的蓬勃发展,更显示出了技术族系之间的协同与融合走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实际上,技术经济及管理学、技术创新学等领域中涉及到的“技术种群”“技术群落”等概念就是技术家族性的具体反映,相比较而言,“技术族系”更侧重于从技术史、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角度反思技术群体生成及演化过程中的共生关系,是“下沉”到人文社会科学层面来呈现不同技术群体之间的生态景象。

(二)技术外生态:技术与社会的协同演进

技术的外部生态是内部生态在社会中的具象化表现,因为技术的生成与发展不是抽象或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实现的,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环境中各类因素的影响,同时反作用于环境。从纵向上而言,技术链的上下游关联在产业与经济领域表现为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供给”关系;在横向上看,一种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关技术与环境的协同与匹配,从而刺激和带动配套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对于突破性技术而言更是如此。这个“由点及面”的连带过程即为技术在社会中不断推广应用的过程。因此,技术内生态是嵌合在外生态中的,立体交叉的技术联动孕育网络是在经济、文化、政策等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在一定范围内,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与经济组织等主体之间,通过信息、知识、资本、平台等资源的流动与交换而相互补充融合,在共商共建中形成具有稳定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从而催生了种类不同、规模各异的技术企业生态系统、数字化生态圈、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带和密集区等技术-社会生态系统。技术与社会共同生成的生态关系是一种有机的内在联系,是技术系统内部演化与运动的张力和社会环境的约束力与激发力结合而成的动态平衡的时空形式,而非事物之间机械性的外在关联,呈现为技术与技术之间、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依赖,共生共存的局面。在这一生态系统中,技术最终以产品、服务等形式流向社会,从而能够拉动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政策、文化、生活方式等各领域的变化;同时,社会环境也为技术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更友好的政策环境等良性反馈,从而实现了技术-社会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技术生态系统中的反馈协同现象及物质与能量的永续循环使其最终趋向于达到一种稳态或平衡状态。

技术-社会生态系统既强调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良性结构,又强调推进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尤其是很多高新科技园区就是为取得突破性技术创新而专门打造的技术生态系统,它们如同孕育技术创新的“孵化器”一般,因此这样的生态系统也往往被直接称为“创新生态系统”。当突破性创新出现后,往往会给原生态带来较大程度的影响,使相关技术群体和环境都会因这一突破性技术而发生变革。蒸汽机的改良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革新,带动了多个工业部门的发展,最终掀起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人威廉·李发明了第一台手摇式针织机,但国王认为此项发明会威胁手工纺织工人的生计而拒绝了他的专利申请,技术史中的种种案例都说明技术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并非是某项技术所独自行进的“单行道”,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过程。以我国的创新系统为例,这里的“创新”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其核心是讲科技创新。由于科技发展会受到人、制度、观念等等各种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创新系统在以科技创新为龙头的同时,也会推动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其他领域的改革与创新,这一过程正是一个生态性的协同演进过程。

四、结语

如前文所述,与传统技术社会的演进模式不同,现代技术呈现集群性发展态势,在研究深度上专业性更强,在涉及广度上跨学科范围更广。往往一个领域发生的突破性创新会迅速辐射带动其他领域产生一系列变革,从而引起科技革命交叉影响而产生的群体爆发状态。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与科技革命使社会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经济与金融演变态势变得空前复杂,国际关系也深受影响,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控制技术的方法与手段显得越发脆弱,不存在某一种科技或社会力量能够直接对分布于全球的科技组合进行“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有效控制。面对现代技术体系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社会环境所发生的相应变化,需要以动态演化性视角来理解技术的产生、进步与创新,以整体论思维将技术与社会视为共生共存的统一整体,从而准确把握社会与技术的协同演变关系,追求二者演进过程中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这种视角和思路与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不谋而合,正是生态学所强调的维持部分与部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有机性、依存性、耦合性与和谐性,以及演化过程中的动态平衡与互利协作,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整体的共生共赢。因此,以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对现代技术现象加以解释与分析是十分必要且合理的。

除现实境况之外,从理论层面来看,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述,传统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使技术难以落实到具体社会情境中,技术决定论更是将技术视为外生于社会的独立因素。在对技术决定论批判中建立起来的技术社会建构论提供了以行动者的互动来理解技术的思想进路,并影响了伯格曼、伊德以及荷兰学派技术哲学家,使技术哲学逐渐从修辞转向实践,但却同样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以生态思维来探讨技术体系的演进规律,审度社会与技术的复杂衍生关系,可以弥补社会建构论的相关缺陷,对技术社会学与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研究技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下图所述,本文尝试在技术社会建构论对技术哲学实现实践转向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延伸——从实践再到生态,这一步可以称为技术研究范式的生态化变迁。

图1技术研究范式的生态化变迁


在一定意义上说,技术生态论是一门“关系”哲学,它强调社会与技术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的依存性、共生性与和谐性,追求发展过程的科学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因此,开展此项研究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社会与技术的和谐发展,其现实意义自不待言。目前,技术生态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对“技术生态”概念的基本内涵展开探析,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启示或借鉴,进而为日后全面建构技术生态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项目“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当代内涵及其教学应用研究” (项目号:20VSZ126)

作者信息:孙恩慧(1993-),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王伯鲁(1962-),陕西韩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